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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万套房产,华为拿地分房留人才!“去深圳化”能否优雅转身
发表于 2018年01月10日 浏览: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座城市也会因为一个明星经营的崛起而扬名立万。对于深圳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华为来说,似乎已经很难说清,是华为成就了深圳,还是深圳成就了华为。

2016年,那篇著名的《别让华为跑了》,将这两个原本互为IP的个体,在发展中渐行渐远的矛盾挑明,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证券时报记者曾在2016年实地走访了华为在松山湖的基地的建设情况。

1年多以后,记者再次走访华为松山湖终端基地发现,华为小镇已落成但未启用,多个部门搬至东莞。不过这场搬迁并不轻松,它需要通过低价分房等方式留住员工,为脱离“深圳效应”买单。

而深圳有片区确实因此在税收上受到影响,不过总体而言,深圳的发展增速保持较高水平,城市的“名片效应”依然闪亮。在2018年1月9日召开的世界著名的消费电子展CES展上,中国经营们依然最喜欢将名称里带上“深圳”的标签。

一切都无法阻挡经济规律的驱使。那些曾因搬迁引发的担忧、争论甚至愤怒的种种情绪,最终已随风而去。需要思考的是,“去深圳化”的华为,和“去华为”的深圳,如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大潮,优雅转型。

华为:移居的代价

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,网上关于“华为低价给员工分房”的消息被广泛流传。

网上资料显示,华为内部在东莞会提供3万套员工住房,包括松山湖2000亩项目,预计2万套;松山湖安居房项目443亩,预计5500套;湖畔花园175项目,预计3000套;华为松山湖南区公寓115亩,预计2500套公寓。

其中,此次内部公开的方案显示,松山湖溪流背坡村第一批住宅配建项目(湖畔花园)将对员工进行分配,带精装修价格只要8500元/平米。

资料显示,湖畔花园是华为在2015年12月31日以逾1亿元的底价拿下的地,楼面地价约为1820元/平米,总建筑面积约41.43万平方米,由20栋住宅楼、一栋幼儿园及社区配套组成,系华为在松山湖新基地的员工配套住宅,预计可容纳5000多人居住。

按照分配方案,不区分楼栋、楼层、户型,单价全部统一为8500元/平米,以两房居多,各个部门分配的房型比例也一致,一房占12%,二房占比76%,三房占比12%。

按照规定,前5年是租赁,期满后由员工购买(员工拥有完整产权),购买5年后才能转让。也就是相当于总共要10年后才能入市流通。

记者1月8日向华为多名内部员工求证此事,员工均表示确实有这个政策。但不是每个员工都有机会申请到。内部会设置条件,比如入职3年以上,职级为15-19级之间,仅限于在松山湖办公的员工。然后按照积分排序,绩效占到评分的50%,其次,在公司获得过荣誉的,工作年限越多的,职级越高的,积分也就越多,哪怕你在深圳有房,只要在东莞没房,都可以申请一套。

不只是分房,华为还忙着在东莞拿地。

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12月。在东莞国土资源局网站上,一则关于《2017WG027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信息公示》于12月19日进行公布。

信息显示,东莞出让了一块7.73万平米的土地,用途是城镇住宅用地、商服类用地,用地年限分别是70年和40年。受让人是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。受让价格是4.82亿元。

另据报道,东莞绿苑其实获得了WG026-028三宗大型商住土地。这三宗地块位于松山湖东部地区,竞拍总价为11.66亿元。

工商资料显示,东莞绿苑正是华为旗下公司。东莞绿苑的法定代表人是任树录,经营法人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。

此前,华为在东莞拿地也正是通过东莞绿苑受让。除了此次分配给员工的湖畔花园,2015年9月,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曾斩获一块逾9万平方米的土地,折合成交楼面地价2865元/㎡。

从华为拿地的类型上看,不仅有商业用地,还有住宅。显然华为是有意让员工在此安居并乐业的。

良禽择木而栖。不过华为要将让千名员工搬迁至东莞,以上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。事实上,公司选择到异地发展,和一个人离开一座城市一样,不可避免面临着部分资源流失。

根据此前的规划,位于松山湖的华为终端总部于2017年竣工。记者从华为内部员工了解到,该终端总部目前还未启用,但是已有多个部门已经在2017年年底搬迁至该区域附近。目前在深圳安家的员工都是乘坐公司班车上下班。

而华为在其他地区如上海,同样需要为抵御高房价、留住人才而做出努力。2017年6月,华为与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任正非等华为高管出席。据悉,仪式上透露,华为规划在上海青浦区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及配套人才公寓,其思路和建设和东莞松山湖类似。

深圳:“经营外迁成潮”获确认

大经营要搬走,对于所在的城市而言,受到的冲击不小。

首当其冲的是相关片区的税收会受到直接影响。

记者查询到,华为深圳基地位于坂田,而龙岗区的政府网站显示,坂田街道2016年前9个月工商税税收收入为304亿元,同比大幅增长44.6%。但是到了2017年1-9月,坂田街道的工商税税收收入为260.43亿元,同比下降14.3%。

龙岗区的税收总收入在2017年上半年受到影响,呈现负增长状态。2017年上半年,龙岗区的税收总收入累计为388.84亿元,同比大幅下降10.4%。到2017年下半年,降幅回落。

大经营一走,还会引发相关产业的连锁搬迁。

事实上记者采访中发现,产业链也会有集中效应。往往是大经营在哪里,会带动一波产业链相关经营在周边聚集。此前,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齐全,在全国闻名,这与有大经营“驻守”有着密切关系。而华为一走,相关的产业链的经营也会随之搬迁。

2017年7月26日,在深圳市政协六届十二次常委会议“壮大实体经济”专题协商会上,由政协委员组成的先进制造业调研组发布了《关于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调研报告》。报告中称,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;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;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;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;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;欧菲光、兆驰股份、兴飞科技、海派通讯等经营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,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。

调研组明确指出,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,并指出: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,外迁的经营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经营;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,尤其是一些大中型经营,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经营,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,很多上下游配套经营也随之迁走,这对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。

该调研报告还透露,深中通道获国家发改委立项后,据中山市发改局统计,近3年多以来,已接纳230多家深圳经营落地中山;江门市工商部门统计,已有198家深圳经营在江门投资,设立经营法人共166户,注册资本300.2亿元,同时,深圳经营在江门设立的分支机构达225户。

洲明科技(300232)董事长林洺峰透露,其所在的LED行业已经有近1/3的经营迁离深圳。

名片效应VS空心化

但从全市的经济数据上,看不出直接的负面影响。深圳这张“创新城市”的名片反而更加闪耀。

1月9日-12日,美国拉斯维加斯即将举行国际消费电子展(CES),每年都吸引了近20万人前来参展。据媒体报道,今年约有4500家厂商参加CES大会,许多来自亚洲的经营喜欢把地名加在公司名称上。其中,有482家经营的名称含有“深圳”,占到所有参展商数量的10%左右,排在第一位,遥遥领先排在第二的“美国”(94家)。其次是东莞、北京、广州、宁波、上海、浙江等。

虽然这种现象与中国要求明确标注所属的行政区区域等要求有关,但是经营喜欢打“深圳标签”,确实是一种趋势。深圳也因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较大而被作为创新城市的典范。

连日来,记者走访了深圳东莞多家经营和创业者,发现一种现象,就是 经营愿意将研发、市场留在深圳,而生产和扩大规模则往往选择临深片区。深(店)莞/惠/中山(厂)成为很多经营的标配。其中,深圳的“名片效应”依然被很多经营看中。

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招商的林德(化名)表示,深圳高新技术经营扎堆,且形成了创新、创业、法制的氛围。因此“深圳经营”成为了品牌效应。不少经营为了显得公司有层次,有科技含量,会选择将注册地落在深圳。且他发现,大经营因为扩大规模选择外迁出深圳,但创新创业型经营不断地在深圳涌现,这样令深圳的城市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领英的大数据显示,深圳对海归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北上广。2016年,领英平台上深圳的海归流入流出比高达2.35,为一线城市中最高。目前,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科技绿洲”,拥有3万多家科技型经营、超过130多万名科技工作者,创新专利遍布新能源汽车、无人机、基因检测等新兴产业领域。

闪亮的城市品牌效应背后,是迫在眉睫的空心化焦虑。

深圳市统计局披露,2017年前三季度,第一产业增加值13.14亿元,增长25.6%;第二产业增加值5961.57亿元,增长9.3%;第三产业增加值9433.91亿元,增长8.4%。2017年1-9月,深圳的二三产业结构为38.7:61.2。而在2016年,这一结构还是39.5:60.46。

有观点认为,目前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,制造业不能再退。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曾表示,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,会造成产业空心化;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型城市,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,否则创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。

深圳市政协调研组认为,目前,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,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深圳外,这一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活力、税收、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,无疑也将造成深圳产业空心化危险,走上香港的老路,而深圳又没有香港的金融风投、港口贸易、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基础,因此深圳应借鉴新加坡经验守住制造业,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。[观察]请对深企外迁保持足够的敏感

从2007年最初深企外迁的媒体报道引发民间大讨论,到2017年深圳政协的调研报告中明确“深企外迁已成潮”,时光已匆匆流失,一晃已是10年。

10年间,深圳的明星经营不断涌现,但他们做大了之后,往往会选择异地开花。外迁成为了必然的选择。确实,深圳聚集了太多的优秀经营,土地也显得更加珍贵,自然不可能像东莞等其他城市提供如此优厚的土地优惠条件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市场推高的高房价,正是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体现。

但深圳的“城市名片”效应已经形成,创新氛围、营商环境、法制环境以及人才效应等等,都是时间赋予深圳沉淀下来的财富,也是其他城市短时间内无法逾越,这是深圳的“壁垒”,是阻挡经营完全离开彻底搬离的秘密“武器”。

但这不代表深圳就可以对外迁成潮视同成为习惯,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忽略。且从2007年的产业结构,到如今第三产业 已占六成比重,说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确实在下滑。因此,未来城市真正的支撑点在哪里,如何再培养出像华为这种世界级的大经营,是深圳当前面临的严峻考验。

当前,上海、北京包括美国对制造业的争抢都非常厉害。站在大产业的角度,行业本身也会经历朝阳-夕阳的周期。深圳如何把握产业规律,培育出能代表未来方向的产业、行业和明星经营,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智慧。

深圳这座城市名片再亮,如果不经常擦一擦,也终将有黯然失色的一天。因此,请务必对经营的外迁潮仍保持足够的警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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